戊戌政變爆發之后，譚嗣同不走不避，泰然赴死。對此，后世多有揣測與詮釋。我以為最可信的說法，出自梁啟超的弟弟梁啟勛。據其回憶，譚嗣同在日本使館與梁啟超訣別，列舉了四點寧死不逃的理由：
“一、大概往后十年八年，國內沒有我們的立足之地。逃亡的話，我既不會講英語，又不會講粵語，而華僑多是廣東人，我的一切活動能力都會消失，成為廢料。二、我父親在官，我跑了，一定株連家屬。三，我有肺病，壽命不會很長了。四、世界史先例，政體轉變，無不流血，讓我來做個領頭人吧。你該逃生，我則待死。”這番話，應是梁啟超轉述，可視為準一手史料，其價值，不僅在全面（我們論譚嗣同之死，往往糾結于某一個原因，實則完全可以有好幾個原因），而且合乎情理。
此前我們往往忽略了譚嗣同的個人尤其身體因素。他好任俠，善劍術，不過體質不佳，幼時重病（白喉病），“短死三日，仍更蘇”，由此得字“復生”。前面提到，他應征北上之時，曾在武漢大病一場，“晦氣滿面，又內傷癥已見，干咳不能寐，肝氣橫烈”，不得不在父親的巡撫衙門休養十余日，后因光緒電旨催促，只能不顧病體，毅然北行。抵京之后，病情加劇，畢永年《詭謀直紀》寫八月初一日（9月16日）見譚嗣同，有“譚又病劇，不能久談而出”之語，譚嗣同致畢永年信，亦有“因病不及送，見面徒增傷感”之語。從這些細節可知戊戌政變前后，譚嗣同猶在病中。他的病，據說是肺結核，這在當時是不治之癥。故而他選擇一死，應有身體考量。
梁啟勛說的第二點，可謂家庭考量。譚嗣同死后，其師劉人熙曾有哀詩云：“譚生意氣橫天下，不忍逋逃累老親。他日千秋傳世筆，董狐良史要分明。”意在提醒后人，譚嗣同之所以不逃，原因是不愿連累其父譚繼洵。其實哪怕譚嗣同不逃，依然可能危及老父及家族，謀反畢竟是古代第一大罪，株連甚廣。是以譚嗣同在被捕之前，曾特地偽造家書，一說他模仿譚繼洵筆跡，趕制了七封父親痛斥兒子大逆不道的書信，一說“被捕時，正在作家書答其父譚繼洵，蓋為開脫其父罪責……”，竊以為后者更可信。另據劉善涵《譚壯飛獄中題壁詩》，譚嗣同在被捕前夕，把友朋書札統統焚燒，只留下譚繼洵督責一書，置于箱?，被逮捕他的人搜走，呈給慈禧太后，慈禧讀后，怒氣稍平，對大臣們說：“湖北巡撫譚繼洵，原非平日不訓飭兒子者。”----這正是譚嗣同追求的效果。
梁啟勛說的第四點，則是核心。這里需要引出梁啟超《譚嗣同傳》中的兩個經典論斷。一是譚嗣同向梁啟超解釋何以寧死不逃：“不有行者，無以圖將來；不有死者，無以酬圣主。今南海之生死未可卜，程嬰、杵臼，月照、西鄉，吾與足下分任之。”二是譚嗣同向日本志士解釋何以流血犧牲：“各國變法，無不從流血而成。今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，此國之所以不昌也。有之，請自嗣同始！”
必須指出，梁啟超所記載的譚嗣同之言，有傳聞和想象的成分，反映的是他的價值觀，未必是譚嗣同的價值觀。他說“不有死者，無以酬圣主”，圣主即光緒，暗示譚嗣同為報答光緒的知遇之恩而死，從而為保皇大業加持。這則引起極大爭議。因為譚嗣同《仁學》曾談及古代的死節，言之鑿鑿：“止有死事的道理，決無死君的道理。”一個激烈反對君主專制的人，一個吶喊“一姓之興亡，渺渺乎小哉”的人，怎么會為圣主效死呢？
相比梁啟超的記載，還有一種修正的聲音。民國初年，黃鴻壽編《清史紀事本末》，寫譚嗣同寧死不逃一節，大抵襲自梁啟超，不過那句話被記作“不有行者，無以圖將來；不有死者，無以召后起”；譚嗣同的孫女譚吟瑞《記祖父嗣同公二三事》一文記作“不有行者，無以圖將來；不有死者，無以召后啟”。“后起”與“后啟”，似可通假，替代“酬圣主”，立意則為之一變，更契合譚嗣同的思想與情懷。而且要注意，這句話講究對仗，與“圖將來”相對，“召后起”明顯勝于“酬圣主”。
再說梁啟超的第二個論斷，強調譚嗣同為變法流血。這也未必是譚嗣同的本意。據《許姬傳七十年聞見錄》（許姬傳是徐致靖的外孫），譚嗣同被捕前一天，到徐致靖家吃飯，徐致靖問他作何打算，他用筷子在頭上敲了一下道：“小侄已經預備好這個了。變法、革命，都要流血，中國就從譚某開始。”如其所述，譚嗣同的流血，不僅為變法，還可能為革命。另如梁啟超的弟弟梁啟勛記載，譚嗣同說“世界史先例，政體轉變，無不流血……”所謂政體轉變的方式，亦非變法一種。
由此再說譚嗣同死事。這個事，到底是什么事業，什么理念，什么信仰？此刻我們反觀那句“不有行者，無以圖將來；不有死者，無以召后起”，他期望的后起，指向改革還是革命呢？我傾向于后者。可以說他為改革而死，這是對失敗的一個總結，對過往的一個交代；然而他所試圖召喚的東西，則是革命。須知他的內心，本來向往革命，只是出于權變與妥協，并未把這條路堅持到底，因此他的一死，正有些懺悔與自證的意思。關于這段心史，最精彩的發掘，應是李敖小說《北京法源寺》，在書中，譚嗣同告誡從南方而來勸他逃亡的革命黨人，他愿用一死提醒后人，改革當死，革命當生。
這正是為什么，我們要說譚嗣同的死既是葬禮，也是生機，既是終結，也是開端。在他求仁得仁、快哉快哉的那一刻，改革的時代結束了，革命的時代開始了。
晚清光緒皇帝的戊戌變法到底是怎樣的？問答，有問有答，其聽大獅白話幾句。
戊戌變法又名百日維新，盡管現在被吹捧上天，實質純屬胡鬧，正應了那句“書生造反，三年不成，反累其主。”
若是沒有戊戌變法這場變故，光緒皇帝也不至于被囚禁瀛臺，落個慘死下場。
不得不說，光緒皇帝是個典型的憤青，一味想著效法東洋明治維新，可他忘了大清國不是日本，他不是明治天皇，他身邊也沒有伊藤博文、坂本龍馬、大久保利通、西鄉隆盛這樣的能臣志士，而只有一些同樣與他有著憤青思維的書生。當然，也少不了那個近代第一的偽君子康某人。
光緒并不了解大清的頑疾在哪，只是一味用猛藥，企圖以猛藥快速祛除頑疾，那曾想藥不對口，不但無效，反倒生毒。
區區百日之內，頒布新政過百，大力排擠元老重臣，就連李鴻章這樣真正有能耐的大臣也被他排擠在外，反倒是哪個渾渾噩噩的翁同?備受器重。
試問這樣的變法不能去癥，反生新疾，變他何用？
若真能如東洋變法一樣，何至于百日就垮塌了？怪之怪過于冒進，而不切實際；從不看病癥為何，而亂用洋藥，不敗等什么。
若想變法，也不是不可，但需一步一步來，而不是一味往前沖，如李鴻章、袁世凱那樣逐漸引入西方文明和科技，先制定一個小目標，賺他一個億，讓當時人明白洋玩意的好處，等到他們意識到自己方便之時，自然而然就支持變法了。
而并非不管不顧，恨不得百日之內就變成東洋那樣的國家，大清不是彈丸之地，百姓不是日本國民，心沒有這么齊，腦子沒有這么開化。你讓一個每天喝豆汁吃鹵煮的人不等轉變胃口，就逼著他吃牛排披薩，他并不能贊美西餐的美味，而只會說牛肉沒熟，怎么餡兒沒包在餡餅里面呢？
最后做個總結：戊戌變法怎么樣呢？答案就是不怎么樣。
這種不怎樣的變法失敗是必然的，而不是偶然的！
如何評價戊戌變法，它對清朝有何影響？清朝如果堅持執行戊戌變法，會令清朝更早滅亡，華夏也有可能分裂
“戊戌變法”是群不懂政治書生，所臆想出來的理想制度！最主要輕視邊疆領土，康有為、譚嗣同、林旭等，參與國政探討，卻建議將新疆、蒙古、東北出售，認為邊疆徒耗國力，卻未曾想過出售后，沙俄兵力直抵京師，清朝如何能夠抵擋？這種荒唐的建議，名為募集變法資金，實質報復清朝統治。
其次與列強組建政體，出賣清朝鐵路與礦產，清末鋼鐵造價高昂，出售鐵路權限，就會讓出周邊土地進行保護，日本發動“九一八事變”，駐守日本關東軍便是代表，且聘請伊藤博文為宰相，引狼入室卻難以制衡，清朝如何能夠有主導權。
維新變法為鞏固清朝統治，短時間裁撤官僚結構，推行西方書籍，看似助力清朝變革，卻使更多學子產生迷茫，對清王朝感到絕望，從而走向反對清朝統治，要知道日本也逐漸推進，急功近利摒棄初衷，動搖清王朝士紳階層的擁護。
變法維新派，不懂得鐵路的建造費用，便異想天開趕超英美，不懂得國土的重要性，便妄言愛國情操，真正懂得治國之道的李鴻章、袁世凱等卻被排除，所以慈禧阻止變法，也許是其執政生涯少有的明智決定，否則清王朝將更早陷入分裂的危機。
從李鴻章與袁世凱態度轉變，看清末維新變法的荒誕
以上就是關于戊戌變法哪一年的詳細介紹，比網校將繼續為大家分享更多精彩內容，希望本文對你有所幫助。